金庸小说《神鵰侠侣》中一句“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”，多年来牵动无数人思索爱情真谛，对爱人至死不渝也似乎成了小说世界的幻想。其实，忠诚与爱情不仅是文人热切讨论的主题，也是科学家希望探索的领域，在人们喜欢高举精神价值，强调修养对维系感情的重要性，同时了解人类继承生物演化而来的本性、内分泌等影响，无论如何，也有助于我们体谅伴侣承受那些随先天而来的问题。
    一夫一妻制的潜规则
    一般而言，大约有3%的动物奉行一夫一妻制，而人类是否属于一夫一妻制动物却出现过争议，一说指人类基本上仍属一夫一妻制动物，另一说指人类属温和的一夫多妻制动物。不过，本文目的并非要讨论哪个说法比较正确，乃从探讨一夫一妻去了解影响男女忠诚的先天因素。
    近年已有大量研究解释俗称为“爱的激素/亲密荷尔蒙”的催产素（Oxytocin）如何影响动物形成一夫一妻的关系，科学家主要从比较忠诚专一的“平原田鼠”（Microtus ochrogaster），发现牠们大脑掌管情感的区域有非常多的催产素受体，相反，滥交不忠的“山地田鼠”（Microtus montanus）大脑的催产素受体却少得可怜，形成两种田鼠截然不同的夫妻生活。假如你移除了平原田鼠所有催产素受体的基因，这只原本忠诚专一的田鼠会彻底改变性情，对同居的雌鼠失去记忆，显得冷酷无情，也会疏离族群，避开其他田鼠。
    对人类而言，不分男女，假如先天的催产素受体特别多，情感会比较丰富和具备同理心，这样的先天基础较有利维系良好的家庭生活，反之，则较易出现漠视对方感受和不忠的问题。近年演化心理学家研究爱情与离婚课题时，也发现热恋中的情侣体内的催产素非常高，一般能维持三年的热恋期，随后开始减退。到了二人共同养育孩子长大过后，也是最容易对对方丧失兴趣的转折点，这平均四年的转淡期，也意味着双方出轨的机会大增（尤其男性）。如此看来，催产素受体的多寡确与一夫一妻的形成密切相关。
令人又爱又恨的忠诚基因
    内分泌的故事还未完结，2008年瑞典卡罗琳学院（Karolinska Institute）的研究团队找来552名男士，他们都有长期忠诚的异性恋关系。研究尤其针对这批男士受升压素（vasopressin）的影响，正是升压素有助巩固“配对束缚”（pair – bonding）的一夫一妻关系。最终，研究员发现了称为 RS3 334的等位基因，男人所含 RS3 334 的副本数量愈多，升压素对大脑产生的作用愈弱。实验将“关系延续长度、婚姻问题的觉察、配偶感受婚姻质量”等因素，列入配对束缚关系的测量值；换言之，拥有较多的 RS3 334 副本的男士，配对束缚测量的得分就愈差，他们较易单身，或婚后出现感情问题的比例也愈高。
    另外，著名人类学家海伦·费雪（Helen Fisher）在著作《谁会爱上你，你会爱上谁︰了解你的性格找到你的真爱》（Why Him? Why Her?: Finding Real Love by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ype）全面探讨内分泌与恋爱的奥秘，海伦将研究焦点放在四种最影响男女性格的内分泌上：1）睪丸酮（Testosterone）、2）多巴胺（Dopamine）、3）催产素、4）血清素（Serotonin）。除了极少数的人拥有平均比例的四大内分泌外，大部分男女可按主次归类为不同倾向的内分泌性格，例如海伦将先天受多巴胺主导的人称为“开拓者”，他们较喜欢寻求刺激、冒险，追求新鲜活力为生活带来快乐与兴奋，相对其他内分泌的类型，开拓者较难长久对伴侣忠诚，出现外遇的机率大增。
    不得不提的是，受睪丸酮主导的“领导者”，虽然性欲相对较强，却不表示执迷多姿多彩的性生活，反而倾向专注一位伴侣，往往性爱以后容易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倾向把时间投放在其他喜好之上。海伦对数以万计的男女进行调查后，认为受催产素主导的“协调者”，跟“领导者”最为匹配，较易发展成终身伴侣。

姻缘早有定数？
    说到这里，基于笔者的长期经验，早已估计部分过敏的知识分子会将上述研究理解成主张“基因决定论”（genetic determinism），急急称这类研究等于恶意贬低文化教育，以及两性后天维系感情的努力，想必暗示人类各种行为结果，包括爱情关系也无法摆脱先天基因、内分泌的枷锁，断言姻缘早有定数云云。就此，笔者必须分享认知神经科学之父葛詹尼加（Michael S. Gazzaniga）在行为基因学的分析，认识过后自然无需过敏，他总结基因影响人类行为的三大原则：
1. 所有行为特质（倾向）皆具遗传性
2. 在相同家庭的成长环境影响小于基因的影响
3. 不论基因或家庭环境影响，均无法充分、单独地解释人类复杂行为特质的变异
    葛詹尼加认为，即使先天基因、家庭与同侪团体对行为的影响占近52%，后天48%的行为特质依然难以估算，他引述学者艾瑞克图哈默（Erik Turkheimer）及玛莉华德容（Mary Waldron）的说法，这些后天影响可以是“非系统、特异性及偶然的意外、疾病或创伤”所导致的。是故葛詹尼加总结道：“基因活动在心智生活中扮演某种角色。这并不是说基因决定了我们每个行动、思考和反应，而只是说我们遗传了某些影响行动的特质。……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形塑了我们。基因是主要骨架，细致内容由其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来修饰”。
机关算尽太聪明
    道理殊途同归，由麦尔坎·葛拉威尔（Malcolm Gladwell）著述之《异数：超凡与平凡的界线在哪里？》（Outliers: The Story of Success），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先天基因不足以解释一个人的成就，例如克里斯多福·蓝根（Christopher Langan）虽然智商高达195，并不表示他的贡献/成就比智商150的爱因斯坦高出30%。而出身家庭，后天际遇均对行为的成果有莫大影响，连乐队披头四（Beatles）和比尔·盖兹也是连番巧合才拥有大量时间练习相关能力。
    所以，不论探讨忠诚爱情或其他课题，一方面我们不必漠视先天基因对铸造性格、行为特质的重大影响；另一方面，亦不表示肯定基因、演化相关研究，便等于否定了文化或后天努力，撇除机遇、运气等不可控制的因素。笔者相信，每个人如独特的艺术品，即使同卵双胞胎也有不同的爱情喜好与经历，没有天生注定不忠的伴侣，在单亲家庭成长未必摆脱不掉阴影，努力可在机遇的安排上增加变量。
    最后，笔者向大家推荐著名德国思想家戴维·理察·普列希特（Richard David Precht）的著作《爱情的哲学》（Liebe: ein unordentliches Gefuhl），他分析爱情问题并非如书名般泛谈思想哲学，没有一面倒强调精神价值，而是宏观地兼容各大范畴，以生物遗传、演化、神经科学、文化、思想来看爱情问题。未来如有机会，可作细致分享。